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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报]萃英大先生——兰州大学百十载师德典范人物(一)

日期: 2018-09-16 点击: ...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百余年办学的风雨历程中,有这样一批“大先生”们,他们坚守奋斗、默默躬耕,“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颗草去”;他们品格高尚,如竹似兰像菊,虚心淡泊高雅;他们栉风沐雨,甘当人梯,甘当铺路石;他们潜心科研,勇攀科学高峰;他们醉心教学,留得芬芳桃李;他们精神不朽,源远流长。

钜儒风雅,德高行远,穿越时空,独树一帜。值此110周年校庆年来临之际,学校特推出“萃英大先生百十载师德典范人物”专版,将陆续刊出为兰州大学110年的办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典范人物,以期在无限的缅怀、追忆和敬仰之中,激励广大师生牢记新时代教育的使命,在“双一流”的伟大建设中砥砺前行,再创华章!

历史学家 顾颉刚

顾颉刚(1893—1980),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江苏吴县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1920年,顾颉刚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

作为一个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先生的私淑弟子黄现璠曾说:“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先生擅长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先生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1937年,七七事变后,先生赴西北工作。9月,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编印《老百姓》旬刊。并于当年年底初聘于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1946年,顾颉刚应国立兰州大学辛树帜校长之邀,任兰大讲席。1948年6至12月,顾先生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主持系务工作。先生撰写了《积石堂记》、《昆仑堂碑记》,对国立兰州大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民俗方面,先生作过很多考察研究。对妙峰山的考察,对土地神的探究以及对苏州婚丧礼节的论述,都不断有文章发表。在风气未开的当时,影响颇大。其中《妙峰山的香会》对群众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况作了考察研究,分析各种人朝拜、祈福的迷信心理和庙主假神戚敛财的实质,发现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关系。这体现了顾先生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观点。

1918年,先生因病休学在家,因《北大日刊》的影响,开始搜集“怡情适性”的歌谣。搜集工作只有八个月,连带搜集了谚语、方言方音,后来发表于《晨报》,得到“研究歌谣专家”称号。1924年,先生在《歌谣》周刊上连载《吴歌甲集》,历时三月,获得学术界好评。《吴歌甲集》于1926年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单行本,这是一部科研价值很高的歌谣集子,不但出版的时间较早,而且有比较详尽的注释等,还附有研究文章《写歌杂记》多篇。刘半农给先生写信说:“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而文学界同样对先生赞誉有加,胡适说,《吴歌甲集》是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道地的方言文学,这部书的出世可说是给中国文学又开一新纪元。

先生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中国是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先生对记载于各种古籍和流传于当时口头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对这个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进行系统的考证,意在对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变化以及与历史的关系,作出尽可能科学的阐释。《孟姜女的故事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纵横两方面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特别是后文,更加全面而系统地体现了先生的见解,先生最重视“演变法则”,试图由此来认识故事的源头、发展及变形。显然,先生是将其古史学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运用到这个故事的研究中来的,这使其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成就卓然不群。先生对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结论,一直很有影响,特别是其中对故事历史系统的研究成果,多年来一直成为定论。后来的许多民间文艺研究者,多在上面作些补充与发挥,他的“演变法则”,也成为至今还在沿用的研究方法。

先生为中国民间文艺理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动态考察的眼光和对古籍资料搜求鉴别的真知灼见,曾给我国民间文艺研究以巨大影响。先生研究中涉及到一些神话传说人物、事件等,成为后来一些人的研究课题。除此,单就先生在主编杂志、主持学会、宣传民间文艺、提醒带动同仁进行民间文艺研究方面作的辛勤努力和所起的倡导性作用而言,其功劳也是异常卓著的。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大学国学院院长袁行霈说,“顾颉刚生前200册读书笔记记载着他的学术历程、学术遗产和治学精神,值得史学界认真继承,同时也值得从事古代文学和古代哲学的研究人士认真继承”。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等专家认为:“顾颉刚是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的大师,终生治学,孜孜不倦,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他在古史研究、古文献研究、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等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国内外学术影响巨大。《顾颉刚全集》的出版对我国古史学、古文献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以及近现代学术史都将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极高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顾颉刚》认为:“对于人文学界来说,20世纪不但以‘疑古’发端,还以‘走出疑古’来宣告自己的结束,去今最为遥远的上古史竟纠缠了中国学术界整整一个世纪。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以顾颉刚为领袖的‘古史辨’派,实际上已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古典学界不可绕过的巨大存在”。

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家 水天同

水天同(1909—1988),甘肃省兰州市人,国内知名的莎学专家、翻译学家和教育家。

水天同先生的学生们提起他来,很少用“教授”这个头衔,因为他们觉得“教授”只是一个干巴巴的职称,一点感情色彩都没有。在我国的传统习惯中“先生”是对长辈或有学问的人的尊称,所以要提起水先生来,学生们多半都要使用“先生”。学生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习惯,与水先生其人的教学与品质有密切的关系。

水天同自1929年开始在美、德、法等国辗转留学,回国以后,先后在中国基本英语学会、云南英专等地任教工作,培养出不少高质量的学生,还培养了大批翻译人员,这些翻译人员多数都参加了著名的“驼峰航线”,为歼灭敌机做出了重要贡献。1947年,水先生应著名教育家辛树帜的邀请,来到自己的故乡兰州。用水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多蒙兰大校长辛树帜优待,聘我为兰大教授,后来又蒙他慨允续聘英国文化协会帮助云南英专的两位英国女教师Mrs. Pearson和Miss Harris为兰大教师。我和兰大原有的教师,经校方同意办起了兰大英语系。”

水先生对学生素质的要求十分严格。从招生、出题、阅卷、录取,他都是亲自动手,一直到上课和课余检查学生的笔记等等,都一丝不苟,也绝对不会给任何人留有情面。用王立礼教授的话来说:我们的作业和考试,他从不给5分,据说,他曾宣称,“我不给学生5分,谁在我手里得5分,那就不用上我的课了。”水先生还要求学生用英文写日记:“日记的长短不具,只要坚持不断地记下去就行;实在没有可记的内容时,也可以将你认为课文中或其他读物中写得好的英语句子抄写几个也行。我只检查看你们记了没有,可不能替你们修改。修改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可要等到三个月之后,自己才动手修改。”

水先生的严格同样也体现在他自己的执教上。据其学生回忆,水先生从来都不马虎,每次上课都穿戴得整整齐齐。学生事先将座椅摆放在讲桌后面,让先生坐下来讲课,但先生走进教室之后,却将座椅搬到一旁,站在讲台的旁边讲课。这是他一贯的习惯。“先生很少在黑板上书写,大凡遇到专有名称时,才书写到黑板的两头,这随着先生所站的位置而定。字体大多是英语的大写正体,清秀悦目,先生从来不写手写体的花体字。”水先生的学生张舒平这样回忆道。

水先生虽然严厉,但对学生的成长充满关怀,给学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据张舒平教授回忆:“1951年夏季某日,天气闷热。我和王宓坐在教室里等先生来讲课。讲课开始没有多久我略微有点打盹时,被先生看到了。他对王宓说:‘王宓,去我家里拿一个枕头来,我看张舒平好像是瞌睡了。’王宓和我立马站起身来,没敢说话,我羞得也不敢抬起头来。看见王宓并没有反应。先生又重复了一次让王宓去取枕头的这句话。王宓低着头,还是没有行动。先生接着问我们的课余爱好。这时王宓急忙说了声‘张舒平会拉小提琴。’先生听了以后显出有点儿感兴趣的样子说:‘好啊!张舒平,拿你的小提琴来拉拉,让我们听听。’我没有敢动。先生又重复说了一遍。我只得慢慢地走出教室,回宿舍去取琴。好在宿舍就在近旁不远的地方。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只学着拉了二十多天的小提琴音阶,能拉出悦耳的声音吗?我在水先生面前拉了一两分钟之后,水先生接着说:不错,不错,就这样拉吧。功到自然成!然后就让我们下课了,说下一次继续上课。我本来心惊肉跳地准备挨水先生的一顿严厉的批评的,或者像在中学时那样,让教导主任用竹片做的戒尺狠狠地打手掌的,结果却没有。这时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遂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对学生如此体贴、如此关怀的事情,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然而,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给水先生带来无尽的磨难。先生无儿无女,与水夫人相依为命。被冤屈为右派之后,水夫人因红卫兵的野蛮抄家,无穷无尽的折磨侮辱,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再加上对水先生安危的担心,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妻子死后,孑然一身孤苦伶仃的水先生被强迫打扫厕所。水先生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前,在《汉英大辞典》编写组担任汉译英的主要工作。在先生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就被发配到湖北山区去劳动改造。右派的帽子被摘除之后,水先生又回到《汉英大辞典》编写组,但到编写组之后,竟无人主动走过来向先生打一声礼节性的招呼。正如先生自己所说:“当过五年右派之后,‘摘帽右派’余臭犹存,在组里说话,稍有不慎,就受到或隐或显的非难。”一位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学者却无法实现为国家培育高层次人才的宏愿。

先生于1979年带着后续的妻子又回到故乡兰州大学外语系来。在这儿乡情、亲情、师生之情依旧,先生始终不变初心,在这儿成立了莎土比亚教研室,为国家培养莎士比亚硕士研究生,实现了多年以来先生梦寐以求的一点愿望。

如今,斯人已逝,但其秉持的严谨学风与端正持姿却在一代代兰大人当中流传了下来。水先生将一生投报给了祖国的文教事业,如今桃李已成熟,芬芳遍天下。

植物细胞生物学家 郑国锠

郑国锠(1914-2012),江苏常熟人,植物细胞生物学家、中国细胞生物学奠基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尚在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郑国锠和所有的留学生一样都很高兴,以“科学救国”为信仰的郑国锠,更是迫不及待要回国参与建设新中国。他的导师赫斯金以愿意招他的妻子为博士的条件,希望留下他们夫妇在美国继续做研究,但先生坚持回国。回国后的郑国锠夫妇,接到了南开大学、同济大学等数家高校邀请,我校也不断致信和发电报,恳切要求先生来校工作。先生的父母以及亲戚朋友都劝他选择条件较好的上海等沿海城市,但先生最终选择了我校植物系。先生自己说:“如果为了生活享受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就可以留在美国不回来,当个美籍华人。现在回来了,就是想为新中国做点有益的工作,那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生活艰苦,不怕;没有条件,创造。”关于兰州条件的艰苦,先生曾在2009年兰大百年校庆时不无幽默地说:“来之前,兰大说能提供有玻璃窗的房子给我们住。来之后一看,原来是纸糊的窗子中央嵌了一块小玻璃”。

先生初到兰州,植物学全系只有6位教师,14名学生,动物系的师生也差不多,两系学生相加不到30人。设备更是少的可怜,只有一台不能切片的切片机,一个不保温的保温箱,显微镜虽有几架,但性能很差,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的切片也很少,图书只装了半个小书架,全系的图书和切片还不及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多,实验室也没有几间。

艰苦的条件没有吓倒先生,他下定决心,要从头开始,克服困难,建设兰大生物系。1953年,先生当选系主任,将一腔热血都投入到学院建设中,购置教学和研究设备,订购图书,又将威斯康星大学的同学、植物生理学教授吕忠恕先生请了来,为兰州大学生物系增加了很强的力量,加上北京大学等校分配来的及自己选留下来的毕业生,终于使得兰州大学生物系初具规模。

在兰州这样的西部地区取得任何成果都是要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正如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科学之路,远非坦途,我所走过的路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面对取得的成绩,他非常谦虚地说:“我做的事只是一个科研、教育工作者应该做的,没什么值得称道的”。

先生一生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始终如一地坚守在教学第一线,在90多岁的高龄时依然坚持每天去办公室忘我的工作。他说:“什么是享乐?工作。什么是快乐?看到学生干得好”。

先生对待学生的错误格外严厉却从不因之产生成见,先生常给学生讲三句话:为学先为人;业精于勤,勤能补拙;行成于思,思可创新。他带研究生,“只给一把钥匙,自己放开研究”,但是必须要老老实实做事,不浮夸。他教导学生不管走到那里,最终都要回到祖国。他总是关注着自己在海外的学生的情况,一有机会就动员他们尽快回到祖国、报效国家。2003年,先生将20万港元奖金全部捐赠给学校,并在生命科学学院设立了“郑国锠生命科学奖学金”,以鼓励学生成长成才。

先生勤俭节约却乐于助人。 在生活上极其简朴,坚持节约资源、不浪费国家一分钱,他的学生曾因丢弃半截载玻片而受到他的批评,“你们不久也要当教师,一定要养成节约的习惯”。他的学生回忆说,“在我们进入实验室后,导师多次强调节约一张滤纸、一张盖玻片和一张载玻片的重要性,国家财产不能浪费,要节约每一分钱。”与节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先生的慷慨助人。先生把大量的钱用于工作和购买文献,每年定期悄悄向红十字会等公益组织捐出数额不菲的捐款。每有灾难,先生都会第一个向灾区捐款。平时,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研究生在经济上出现困难或生病,他都会慷慨解囊,帮助他们度过难关。2008年春,有一位研究生生病动手术,先生虽然对这位研究生不认识,但他立即让人给这位研究生送去了2000元。

斯人虽逝不可忘,烟霞灿烂橙桔芳。先生用自己的行动阐释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给后来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有机化学家、教育家 朱子清

朱子清(1900—1989),有机化学家、教育家。他热心教育事业,为祖国培育了大批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朱子清抱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良好愿望,于1929年远涉重洋,前往美国伊利诺大学研究院求学。1933年他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由伊利诺大学研究院化学系主任亚当斯(R·Adams)推荐,赴德国明兴大学从名师维兰德(H·Wieland)继续进行有机化学研究。1934年转赴奥地利格拉兹大学,在微量化学的首创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普雷格尔(Fritz Pregl )建立的实验室学习微量分析。1935年朱子清学成回国后,立即投入研究和教学工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并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1955年,为了改变我国西北地区的落后面貌,他携带全家老小及主要助手,由条件优越的上海来到“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的兰州。在兰州大学,他克服了各种困难,带领助手们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于1956年在祖国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建立了第一间有机微量分析实验室。同时,他还率先在兰州大学建立了生物碱实验室,把自己的聪明和才智无私地奉献给科学和教育事业。

朱子清一生从事天然产物的有机化学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他先后获取了雪莲的化学成分,研究了皂苷类化合物,对西北药用植物、沙生植物的多个科属的数十个品种的化学成分开展研究,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得到了许多重要成果。为开发和利用我国西北地区的天然资源,发展有机化学理论,促进有机化学、药物化学、植物化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为有机化学领域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取得了累累硕果。先后在《美国化学会志》、德国《来比锡化学年报》、《中国科学》、《化学学报》、《科学通报》、《高等学校化学学报》等国内外近20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100余篇,在国内外有机化学界享有盛誉。特别是关于贝母植物碱的研究,曾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朱子清不仅是一位成果卓著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几十年如一日,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并为之倾注了自己的毕生心血。他教学态度认真,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强调对学生进行基础理论教育的重要性,主讲过有机化学、有机分析、生物碱化学等课程。他反对照本宣科,讲课从不拿讲稿;他一再宣称给学生讲课不仅是传授知识,更要启发学生的思维,传导学术思想。他极善于通过自己的经验和见解,引导、启发学生的思路。他为国家造就了一大批中、高级专业人才,他们中的不少优秀者,如今已是国内外知名的教授、研究员,成为一些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或高等院校的中坚力量。

朱子清学识渊博,思路敏捷,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担任《化学学报》编委期间,对于每一件来稿,他总是仔细审阅,正谬补缺,使文稿更加翔实准确;书写论文,讲究精益求精。他常说:“长文好写,短文难工。”由他撰写的论文,言之有物,叙之成理,内容充实,精炼好读。他十分注意文献信息,对国外几种权威性的化学刊物,他几乎每期必读,及时掌握国际科学的发展动态。并经常告诫学生,要读原著,读第一手资源,从中领会作者的思路,把握结论的来龙去脉。他一贯认为化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自然科学,要想在化学事业上有所建树,除了需要熟练掌握基础理论之外,还应当具备娴熟的实验技术和勇于吃苦的精神。

朱子清一生崇尚民主,积极追求科学真理。他为人正直,襟怀坦荡,不畏权势,刚直不阿,当一位获英国博士的教授对一位土生土长的黄文魁讲师提出他对碘杂环研究“很感兴趣”并提出将其名列在文章的最后一位时,遭到朱子清断然否定并制止。1957年,他由于对工作提出意见,蒙受了不白之冤;“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迫害,可是他心中始终没有放弃对事业的追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年近八旬的朱子清异常兴奋,他并不计较多年来的个人恩怨,只是为国内落后的科学面貌而担忧。1978年,他出任兰州大学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兼天然产物有机化学研究室主任。1985年9月,兰州大学为纪念朱子清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60年举行了隆重的学术报告会。开幕式上,朱子清满怀激情地说:“我国的教育和研究工作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将是一支相当关键的队伍。”“我们国家目前急需一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科学工作者。”此时,朱子清已是病魔缠身,但他依然承担着多项研究课题,坚持指导青年教师和博士研究生,为提高我国天然产物有机化学的研究水平。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力学教育家 叶开沅

叶开沅(1926—2007),浙江衢州人。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研究生部。历任北京大学讲师,兰州大学讲师、教授、力学系主任,中国力学学会第三届常务理事,甘肃省力学学会理事长。长期从事固体力学的研究,专于柔韧构件的研究。1965年提出了处理非均匀弹性力学和弹性构件优化设计的阶梯折算法。1954年与钱伟长等合作研究“圆板大挠度”的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与钱伟长等合著《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弹性力学》等。

1959年,为响应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叶开沅来到兰州大学数学系任教,创办了兰州大学力学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兰州,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工作条件,相比于北京都要艰苦得多。加之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生活条件更加艰苦。这对于出生于南方的叶开沅和在十分优越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妻子来说,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而更让叶开沅始料未及的是伴随于他的非正常工作环境:“只专不红的学术权威”帽子使他精神上备受压抑,工作中不时受到冲击更让他难以承受。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热爱,使先生不屈不挠,顽强地坚持下来,在兰州大学力学专业的创办与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业务主导作用。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先生被冤入狱,1977年7月出狱后,被以“临时工”名义安排在数学力学系资料室工作。先生利用这一机会,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重新展开了资料的查阅和研究工作。1978年底,先生的冤案在“拨乱反正”的大势之下得到了彻底平反,从此先生又开始在他热爱的力学教学科研岗位上拼搏。

高水平人才培养不仅是高校各专业办学所追求的目标,而且也是检验办学效果的重要依据。先生离开科研氛围浓厚的北京大学来到几乎一张白纸的兰州大学创办力学专业,面对比他还要年轻的刚毕业教师与从数学专业转过来从事力学教学的教师队伍,如何提升他们的水平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关键。为此,先生将教师参与科研工作作为突破口,并在后来的研究生培养中倡导以科学研究来带动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与成长。众所周知,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大学一直是以教学工作为主,科学研究工作很少。先生不顾学科创建任务的艰巨、教学工作的繁重,一直没有间断科学研究。

先生的这种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办学理念一直传承至今,先生的言传身教也同时激励着一届又一届兰州大学力学专业的学生。从1962年到1967年,兰州大学力学专业一共培养了6届毕业生,每当毕业生回想起先生当年为他们讲授的每一门课程时,都感慨不已,认为受益匪浅,都感谢先生为他们提供了优良的知识传授与科研指点。1964年,针对先生当年主讲的《板壳理论》课程,一位学生在庆贺新年的对联上写道:“熟读板壳一本经,红专大道修前程”。

先生以极大的科研热忱鼓励学生创新,支持学生在选题方面超越他自己的思考。当年,先生已经是力学界名闻遐迩的知名教授,很多年轻学子既仰慕他又害怕难以接近他,往往在心理上产生距离感。而先生总是主动邀请学生到他家中畅谈(因当时没有现在的教师办公室与研究生学习室),简单轻松的寒暄之后,紧接着就是学术话题的讨论。先生经常告诫年轻学子做人要正直,要有追求和抱负,这也是先生一生的写照。发现有培养前途的学子,先生往往主动出击与之联系,鼓励他们来到兰州大学在他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并对他们取得的成果给予举荐。

为了培养年轻人,让年轻教师更好更快地成长起来,先生不仅帮助年轻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包括遴选科研方向、修改研究论文等,而且还积极推荐他们到国外大学交流访问。先生不计前嫌,对那些在“文革”期间错误地批斗过他的年轻教师只要还有意愿并具备一定能力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他都一视同仁地给予热情相助,在业务与行政两方面都与其他人一样给予同等使用,使他们一道为学科的发展发挥作用。

也正是先生的这一良好愿望与宽广胸怀,在今天仍教育着、感染着、激励着兰州大学力学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为完成先生的未竟事业——促进兰州大学力学学科的蒸蒸日上而坚守着、工作着、奋斗着。

(《兰州大学报》 第929期 2018年9月15日 第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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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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