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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报]萃英大先生——兰州大学百十载师德典范人物(二)

日期: 2018-10-08 点击: ...
   

教育家、生物学家辛树帜

辛树帜(1894—1977),字先济,湖南临澧人,农业教育家、生物学家和农史学家。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归国后出任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历任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行政院经济部农本局高等顾问、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导师、川西考察团团长、湖南省教育会会长等职,1946年任国立兰州大学校长。

1924年,辛树帜赴欧留学。他原打算以勤工俭学为方式到美国留学,但当时美国实行的移民政策限制华人入境,他便改变主意去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生物学,一年后,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1927年冬,辛树帜在德国突然接到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正副校长的戴季陶、朱家骅发来的电报,约他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寄给他2000元作路费。他本想在柏林大学再深造一二年,但因一再电催,又寄来路费,就只有先踏上归途。

然而辛树帜当时一心想的是如何发展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根本不想从政。加上在柏林大学,他的指导教授笛尔斯曾告诉他,“中国的广西瑶山地区,在动植物分类学上,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他一心向往要到那里去作认真的考察,填补动植物分类学上的这一空白点。因此,回国后,他首先婉言谢绝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委任,并再三向戴、朱两人说明自己想要为国进行学术研究的意愿。在他的一再争取下,中山大学聘请他做生物系教授兼主任,辛树帜便就此开始广西大瑶山的考察,对当地风俗习惯作了大量笔记,先后整理出《瑶山两月视察记》《正瑶舞歌》《甲子歌》《瑶山采集日程》等大量民族民俗资料,并在1928年《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出版发行“广西瑶山调查专号”。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称赞这次调查“真是一件大功绩”。由此为中山大学建起了比较完整的动植物标本室,培养和吸引了一大批从事动植物研究的专门人才,扩大了中国学术界在国际生物学界的影响。

辛树帜毕生崇尚科学,献身教育,爱才惜才,奖掖后学。他常说:“人才从事业中出,只要以诚相待,知人善任,处处都有人才。”任兰州大学校长时,为了给兰州大学延聘师资,他未到兰州就先到京、沪、穗等地延揽人才。由于当时兰州尚未通火车,生活条件更差,延揽人才难度更大。许多著名专家教授虽仰慕他的人品、学品、“揽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博大胸怀和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又考虑实际困难不曾前往,他就采取聘请短期讲学、客座讲授等办法,先后延请到顾颉刚、石声汉以及中央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等院校的专家教授到兰州大学讲学。同时,利用夏季兰州不太炎热,是一个天然避暑胜地的有利条件,在暑假期间礼聘全国各地的名师到兰州大学集中讲学。先后应聘的有方欣安、郑集、朱炳海等。他还利用他交游广、名望高等优势,尽最大努力聘请许多名教授到兰大任教。从1947年7月到1949年下半年的3年时间,在兰州大学任教任职的著名教授、专家有董爽秋、程宇启、陈时伟、段子美、乔树民、盛彤笙、水天同、顾颉刚、沐元中、左宗杞、杨浪明、王德基、张德粹、张怀朴、闻人乾、张舜徽、史念海、杨英福、唐家琛、李德麟等。当时兰州大学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辛校长办学有三宝,图书、仪器、顾颉老。”顾颉刚先生在《积石堂记》一文中对此有特别记述,称辛树帜“高瞻远瞩,知树人大计,必以师资及图书仪器为先,既慎选师资,广罗仪器,更竭其余力购置图书,京沪陇海道上,轮毂奔驰捆载而来者,大椟数百事。未几国民党挑起内战,陆行阻绝,又曾以飞机运之。两年之间,积书15万册,轶出他人数十年之功,卓然成西北巨藏矣。”辛先生深知兰州大学地处偏僻,学生得书不易,所以对各科重要教材以及国学基本用书,尽量多备复本,以免好学师生向隅自叹。也为一些家境清贫、无力购书的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辛树帜一生热爱祖国,追求进步,向往光明。他早年曾与毛泽东同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工作,毛泽东任师范附小主事(即校长),辛树帜为生物教师。辛树帜当时对毛泽东同志深邃的思想和雄才大略非常佩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7年,辛树帜出席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作了有关古农学研究计划的发言。毛主席听了很高兴,热情地和他握手,回忆着他的姓名,笑着说:“讲得很好。辛树帜一生辛辛苦苦,在学术是独树一帜……”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辛先生作了《怎样改进陕北水土保持工作》的发言,周恩来总理听了他的发言,亲切地鼓励说:“讲得不错呀!我希望今后五十年里,依靠我国水利和水土保持科学技术的发展,解决水土保持问题。”兰州解放前夕,马步芳派人到学校威逼迁校,后国民党教育部又派专机到兰州,妄图胁迫辛树帜到台湾,辛先生断然拒绝,并稳定人心,使学校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抗美援朝时期,辛树帜亲率慰问团,到战火纷飞的开城、板门店等地,代表祖国人民慰问志愿军战士,圆满完成任务。返校时受到西农数千师生的夹道欢迎。

辛树帜一生历经风雨而不改初衷,执着追求,大智若愚。每逢逆境,大节不辱,处变不惊。解放前任西农院长时,受国民党CC派排挤,被迫辞职。在兰大任校长时,又险遭马步芳挟持。解放后的革命征途中也是曲折的,1957年“反右”运动后,辛树帜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后遭冷遇,不能再理院务。然而辛树帜并不气馁,很快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向古农史研究,并有颇多建树:他站在现代科学高度,从水土和贡物入手,对《禹贡》独出新解。关于《禹贡》成作年代,新解提出15条论据,考证为西周作品,并对近世盛行的“战国说”详加驳论;从现代农业科学的立场对《禹贡》重新发掘,提出土壤、田赋、农业地理等方面的历史问题;高度评价古人“平治水土”的历史功绩,并结合现代水土保持而开展研究,为他后来从事我国水土保持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顾颉刚评之为“体大思深”。竺可桢、史念海等亦均给予高度评价。随后而来的“十年浩劫”,辛树帜被打入“牛棚”,夫人含恨离世,这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其内心的痛苦和精神压力可想而知。而他并没有被压垮,被屈服,他临变不惊,全身心地投入到古农史研究和水土保持研究工作上,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他83岁高龄时,还亲率考查队赴四川、云南等南方七省考察水土流失情况,并主持指导编写《中国水土保持概论》,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辛先生夙愿终尝。

辛树帜一生正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生前关心、支持、帮助了无数的青年人,可对自己的儿女则严格要求,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他的精神正如兰大校训“自强不息、独树一帜”一样,影响着这座西北高校独立坚毅,越攀越勇。

地理学家王德基

王德基(1909—1968),原名王恩增,湖南慈利人,地理学和地貌学家,我国近、现代区域地理学的开拓者,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地质地理系)主要创建人。

王德基1930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1936年底取得当时世界著名的洪堡奖学金赴德留学,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明兴大学(即慕尼黑大学)、提宾根大学,专攻气候、地质地貌及亚洲干旱气候特征的研究。1940年获提宾根大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王德基受聘于四川北碚中国地理研究所,先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员、自然地理组代理主任。在所长黄国璋组织的嘉陵江流域和汉中盆地综合地理考察中,王德基任汉中盆地考察队长,遍历秦岭、巴山之间的城固、西乡、沔县、褒城、南郑、洋县,野外考察8个月,编写出《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一书,被地理学家徐近之教授认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区域地理著作,并把它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地理研究成就之一,向国内外介绍。

1946年,南京政府筹建国立兰州大学,王德基被著名生物学家、留德博士辛树帜校长聘为兰州大学教授,并担任地理系首届系主任。兰州大学地理系成立之初, 教师仅有他和冯绳武两人。在人员极端缺乏,图书仪器全无的情况下,作为筚路蓝缕的创业者,他竭尽心力,四处奔走延聘教师、购置设备,使地理系逐步达到办学条件。为使学生受到完备的地理科学教育,他不辞辛劳到西北师范学院地理系兼课,以换取该校教师来系讲学。有时无法请到教师,就亲自研习新课,自编讲义,而后上堂讲授。新中国成立后,王德基继续担任系主任之职,积极配合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教学改革和学科建设工作。1956年高教部确定兰州大学4个系为副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地理系是其中之一。同年,王德基开始担任研究生导师。

王德基在西北20年间,足迹遍及陕、甘、宁、青、内蒙古等省区。新中国建立后,倾其所学为生产建设服务,他和兰大地理系师生共同完成西北6项重大生产任务。王德基十分重视野外实地考察,擅长用素描的方法显示山川地貌特征,要求学生作地理调查必须“眼到、手到、脚到,缺一不可”,不仅要把观察到的各种景观素材用数字、文字、符号、简图等标记下来,保存好采集的标本,而且回校后还要综合整理,写出考察报告来。在王德基教授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全系师生教学与研究的风气很浓,地理系办得越来越有名气,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

李吉均院士作为王德基唯一的研究生,深受王德基影响,并认为自己取得的成果里有王德基的功劳,“王德基先生播下的种子总算有了收获。因此,我们是跟随前辈的足迹走过来的,如果说我们取得了新的成果,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获得的。开拓者的功劳不应埋没”。

1957年,王德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含冤逝世。1986年5月,兰州大学党委隆重举行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王德基身后留有遗作数十篇,1999年兰州大学90周年校庆,由李吉均、张林源主编出版了《王德基教授论文与纪念文章》,昭彰了其在地理科学方面的业绩。

有机化学家黄文魁

黄文魁(1928—1982),福建莆田人,有机化学家、教育家。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1978年9月至1982年12月历任兰州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兼有机合成研究室主任,中国化学会理事,甘肃省药学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天然产物化学和有机合成化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先后完成了30多项研究课题,其中贝母植物碱的研究、碘杂环化合物的研究、三尖杉酯类生物碱的合成研究和固氮酶活性中心化学模拟物的合成研究居同期国际同类研究的领先地位。

黄文魁出生在福建省莆田县的一个贫寒家庭。遵循当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古训,父亲克勤克俭、艰难度日、想尽办法、苦苦挣扎为黄文魁换得了读书的机会。幼小的黄文魁朦胧地意识到父母的一片苦心,暗下决心发愤读书。中学时期,黄文魁就酷爱化学,在家中做简单的化学实验。他没有辜负父母的厚望,1947年,从莆田第一中学毕业后,他先后收到5所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最后他选择到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深造。在大上海,他目睹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和祖国遭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惨状,忧愤交加,立志刻苦学习,献身化学事业,为国家富强效力。当解放战争的炮声在上海郊区响起的时候,他没有躲避,而是以满腔喜悦迎接上海解放。大学毕业前夕,面对帝国主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封锁,许多病人因缺乏药品而备受折磨的现状,黄文魁毅然选择“新法合成氯霉素”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经过27次反复实验,合成出生产氯霉素的关键性中间原料。《解放日报》称这种方法“比美国方法所用原料便宜一半”;《大公报》说,“这一试验的成功,在反封锁斗争中更增加了一份力量”。由于成绩优异,黄文魁留校任教并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1953年随交大化学系并入复旦大学,1955年支援大西北到兰州大学,同年,他的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发出了“毛泽东时代的科学工作者是幸福的”的心声,并向人民宣誓:“新法合成氯霉素的研究遭到了不少困难和失败,但由于这是有益于人民的一种工作,因此我决不在困难面前低头!”就这样,他把志向深深地根植在贫瘠而有希望的土地上,并在以后的30多年里,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取得了累累硕果。

黄文魁治学严谨,生活清苦,并且有兼容并包的思想。据武守志先生回忆,他当年是黄先生女儿黄志兰的中学老师,受邀去黄先生家做客。当时黄先生一家住在兰大教眷楼七号楼的二楼,屋甚漱隘,卫生间是公用的,室内木桌、木椅、木床萧然,只有堆满了书架的书,显示着主人的“富有”。在与武先生对话中,黄文魁先生说:“科学在实验室里,离开实验室就空了。”并表示想看一些通俗的历史学读物,“中外著名科学家都是文理兼通的,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件大事。”这一看法近年来越来越得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学界的认同,而黄先生早就有这样的治学见解。

黄文魁于1982年12月24日应邀赴广州,参加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的评议会议,因所乘坐飞机是大修后第一次飞行,在飞机临近广州白云机场发生电线短路着火,飞机紧急降落后机组人员率先逃命置乘客而不顾,导致黄文魁窒息死亡,终年54岁。如今,黄文魁对我国有机化学所作出的贡献依然在科学界发挥着影响力,他为人的踏实厚重与治学的勤恳投入将是兰大人永远的榜样。”

“中国胃镜之父”杨英福

杨英福(1906—1982),浙江诸暨人,我国“胃镜之父”、著名消化系专家,兰州大学临床医学学科和第一、第二医院的主要创建者,甘肃省现代医学的重要奠基人。杨英福1932年考入上海医学院。1942年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成立后,时任天水铁路医院院长的杨英福,只身来到兰州,任西北医专讲师和兰州中央医院(现兰州军区总医院前身)主治医师。1946年,杨英福被聘为刚刚成立的国立兰州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同年,杨英福考取了留学美国的进修生资格。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杨英福不仅认真学习了二战以后国际胃肠病学的最新进展,他还特别钻研了当时由W. L. Palmer和辛德主持的胃镜检查术。1949年1月,他回到兰州大学医学院任内科教授,并于1949年出任兰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

来到西北边陲后的40多年间,杨英福先生谨遵校训“正谊明道”,不计功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荒凉落后的兰州创建起一所现代化医院,在他的带领和指导下,上世纪50至60年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倒数几位的甘肃,消化系疾病诊疗、尤其是胃镜的诊断治疗水平却走在全国前列。

1951年,杨英福在北京举行的新中国成立后首届中华医学会年会上,作了题为“胃镜检查及其诊断价值”的学术报告,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同名论文1953年在《中华内科杂志》发表。经查证是我国最早关于胃镜应用研究的重要文献。从上世纪50年代起,杨英福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坚持消化系疾病和胃镜研究。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和甘肃省人民医院相继创建了胃镜室,普遍开展了胃镜检查和研究,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并形成了紧密的协作联系。1972年,刚刚恢复工作权利的杨英福教授,择录翻译了《胃癌早期诊断》等数万字的国外胃肠病研究最新资料。他多方奔走,终于购置了日产纤维胃镜,使兰州地区的胃镜检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杨英福的儿子何亚平回忆:“父亲经常教导我们,现在社会安定,国家急需各类人才,你们赶上了好时候,不要辜负了这个好时代。”

在治学过程中,杨英福始终不忘“人不能之吾能之,方为可贵”,勤于思考,勇于探索,首次提出了“溃疡饮食”的学术概念,并出版了《应用胃肠病学》《内科疾病诊治手册》、翻译了J.R.Twiss,E.Oppenheim英文原著《肝、胰及胆道疾病的处理》,并附操作方法。

作为一名优秀的医院管理者,他还将“人不能之吾能之,方为可贵”的理念贯穿到医院建设的各个环节,提出医院要有重点,科室要有特色,个人要有专长,倡导医护人员向一专多能的方向发展。“老院长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是相当有远见的,1955年在他的提议和支持下,我院首次开设了中医门诊,可谓开创了我省中西医结合事业之先河。”我省名中医刘东汉回忆,学西医的杨英福对祖国传统医学非但不排斥,还有着超人的远见卓识。

在临床诊疗中,杨英福大力倡导中西医结合,选派西医医师外出学习中医,遇到疑难杂症,要请中医会诊,开创了甘肃省中西医结合会诊之先河。

1949年,杨英福出任现兰大一院第一任院长,当时,省内乃至国内都没有可资借鉴的医院管理经验,杨英福根据在美国留学时看到、学到的医院管理模式,依据自己当年在上医学习的经历,首先从建章立制着手,对医院每个科室、每个诊疗环节乃至病房管理等细节,都一一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

杨英福率先在省内开展了多学科会诊制度、疑难病例多学科讨论制度、三级医师查房制度等基础医疗管理制度,并大力推行值班、住院医师24小时负责制,消除了医疗隐患,首创代理主治医师制度,克服了医疗工作中秩序混乱的现象,激励了工作热情。同时,每个周末都在医院举办学术交流会,要求每个科室、每个医生每周或每月至少举办一次业务讲座,在全院营造了浓郁的学术氛围。这些规章制度为医院规范运行和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沿用至今。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杨英福的真实写照。从1949年任院长,到1982年去世,杨英福在兰大一院任职33年,期间,他的6个儿女中有4人学医,其中3人考取了兰州医学院。但他从未利用职务便利,安排自己的子女来医院工作,子女上学也全部住集体宿舍,没有任何特殊照顾。

时光如梭,年华似水。杨英福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心系患者病痛并毕生奉献于临床一线的医者情怀,紧追时代前沿以竭力开拓发展西北乃至中国胃镜诊疗技术的精医实践,在今天仍然教育、感染、激励着我们。

哲学家刘文英

刘文英(1939—2005),陕西乾县人,哲学家。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62年至1992年在兰州大学工作,曾任兰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兰州大学哲学系主任。1993年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为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先后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中国哲学会华北地区学术顾问等多项学术团体职务。曾获得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等荣誉。

刘文英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教学科研、教书育人的事业。他为人恬淡达观,严于律己,乐于助人;既沉潜质朴又创新奋进,既是严谨刚直、勤勉忠敬、在研究领域独领风骚的杰出学术带头人,更是德业双馨、宽和敦厚、深受后辈学人爱戴的蔼蔼长者。他是经师,更是人师,不仅在学术上严格要求学生、引导学生,而且悉心呵护学生,全面关心学生们的生活、学习与思想,对学生的全面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即使在辞世前不久的病床上,他也依然还在念念关心着学生的论文写作与答辩事宜。在四十多年的教师生涯中,刘文英先生在人才培养方面同样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在他逝世后,学者周德丰还回忆了刘文英对他学术和人生成长产生的深刻影响,并以他的经历鼓励学生多读书,勤写作,潜心治学。此外,刘文英是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的著名哲学家,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精神观和思维特征等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

刘文英的突出成就之一就是主要针对弗洛伊德释梦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国人的新梦说”。刘文英对意识、潜意识以及梦的研究,所著的《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一书,清理了几千年梦的迷信,总结了中国古代梦说的杰出成就,不仅填补了中国梦说史上的空白,具有极高原创性,而且修正了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梦学理论方面的原则性错误,提出了一个具有深厚的中国哲学资源背景文化底蕴的“中国人的新梦说”,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被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誉为“中国人的胜利”。

1966年出版的《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一书是刘文英先生另一突出的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学术著作。面对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研究这一让人望而却步的研究课题,刘文英先生以“综合集成”方法论为指导,综合运用多学科的资料与方法,把石器工具作为原始人思维活动外化的客观成果,以其制作方式分为“意象—动作”运作阶段、“意象—意象”运作阶段和“意象—概念”运作阶段,并把三个阶段划分为意象混沌、意象联想、意象推演、意象构建、意象符号以及简单概念的不同水平,成功地还原了原始思维过程,从而以一条独创性的研究道路,填补了人类思维发生过程研究中的空白。在此基础上,他仔细清理和辨析了西方原始思维研究中几乎所有代表性学派的主要观点,同西方学者展开了全面的对话,在一个极为艰深、前沿而又重大的领域做出了真正超迈前人的、独创性的重要理论贡献,被誉为“用东西方‘两只眼睛’进行思想探源的学者”。

刘文英能够取得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是与他的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和哲学追求紧密相连、融为一体的。他的职业是讲授中国哲学史的一名教师,在其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他亲笔写的《导言》开篇即讲: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创造出灿烂辉煌、气势恢宏的东方文明?为什么在饱经忧患和屡遭挫折之后,能够不断自我更新,走向胜利,仍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然是因为中华民族有一种‘自强不息’的毅力与意志,有一种‘厚德载物’的胸怀和气魄。然而,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只有通过中国哲学的提炼、集中、加工和理论化,才能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自发变为自觉,从而成为一种强大的、经久不衰的精神力量。”这就是哲学之“道”。从刘文英先生的话里,我们看到与宋朝哲人张载的《横渠语录》中一样的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刘文英先生治学的方法有其独特的见解。他在《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的《自序》中写到:“我认为,哲学史是哲学的历史,哲学重在思辨论理,而历史必须脉络清楚,再由源及流,从而系统地考察这种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全面地展开它所涉及的诸多方面。这样不但使人们能够更深刻地总结哲学思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且真正能够提高人们现代思维水平。”他的哲学研究能够拓展出许多新领域新天地,因为他寻求一种共通的本质性方法使之在学术研究中能够综合集成,触类旁通,又能探微显幽,别出新路。

由于刘文英卓著的学术成就,他的有关著作先后获全国光明杯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一次、教育部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二次、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二等奖一次、省部级一等奖二次,并被译为英、日、韩等多种外文,在国外广为传布,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赢得了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国内外学界同仁的赞佩和敬重,为中国学界争得了荣誉,为推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为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理论物理学家段一士

段一士(1927—2016),祖籍四川,生于北京,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和物理教育家,兰州大学资深教授、原物理系系主任。

卢沟桥事变后,段一士随父母离开北京。年幼的他亲眼目睹日军飞机轰炸成都春熙路,受难者的残肢挂在树上……看到这种情况,段一士满腔愤怒。这时,苏联帮助国民党在四川都江堰建了一所空军幼年学校,他报名并被录取,从初一学起。12岁的段一士,就此考上了名校。在这里,段一士学了微积分、量子力学、理论力学。他说,这是他后来做学问的一个基础。1946至1947年,段一士转到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在这里学会了开飞机。抗战胜利后为了科学救国,1947年9月考入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物理系,1951年6月毕业留校任教。1952年9月以优异成绩考取莫斯科大学,同时考取了钱三强先生的研究生。1953年9月至1956年8月在莫斯科大学理论物理教研室攻读并获副博士学位。1956年9月至1957年11月在苏联联合核子研究所任中级研究员。1957年回国后一直在兰州大学物理系执教。1979年3月被评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2004年被评为兰州大学资深教授。

段一士爱党爱国,受父亲影响,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立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国家解放和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父亲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四川时,陈毅元帅受刘伯承元帅委托找到他,并说:“你父亲协助解放西南,部队实行供给制,今后你要照顾好母亲,要自己挣学费和生活费,有什么事可以找我”。段一士自力谋生,以送《新华日报》完成大学学业,并利用送报者身份宣传党的政策,表现出了高度的思想觉悟。

段一士将爱党爱国融入科学研究和国家需要。1969年3月,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时,中国的火箭本来是接触引信,可是苏联的坦克前面不是垂直的,而是一个斜面,不怕我们的火箭弹,它一接触就跳弹了。段一士说他能解决,就买了一些小的晶体管,自己开始做非接触引信。他用集成电路和晶体管做成引信,然后拿香烟里的锡箔纸当成坦克的夹板,再用小灯泡的亮或不亮来判断是否引爆。在一次次的试验下,他终于做成功了,然后从国家申请项目正式进行研究。成功后,段一士先生亲自去北京南口打靶,当时有些国家首长都去看。段一士先生回忆说:“他们拿白石灰画了个圈,我一炮就打到了这个圈里,立刻就打穿了,把里面的狗都打死了。叶剑英元帅观摩后就鼓励我们搞这个反坦克火箭。”段一士在反坦克火箭国防科研作出的突出贡献,解决了当时中国武器装备的迫切需要。

段一士终生都在物理科学前沿探索奋斗。他长期从事广义相对论、粒子理论、规范场理论、拓扑场论和宇宙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90多篇。在国际上最早提出引力规范理论中任意自旋场的广义协变狄拉克方程;在广义相对论中提出新的广义协变能量动量守恒定律,克服了爱因斯坦、朗道等人的守恒定律只适用于准伽利略坐标系的缺陷;与学生葛墨林在国际上最早提出规范场理论中规范势可分解和具有内部结构的新观点,得到了SU(2)规范场论中N个运动磁单极的拓扑流理论;后又与学生张胜利将拓扑流理论应用于固体缺陷,建立了位错和旋错的规范理论,在国际上首次直接统一了固体缺陷的几何与拓扑,在国际上得到了该领域权威学者的高度评价。

20世纪70年代初,段一士在国际上首先提出规范场理论中的规范势可分解和具有内部结构的理论,并广泛应用于宇宙学、凝聚态物理、额外维理论、微分几何与拓扑等领域,在国际上被誉为“段学派”。这一项新理论提出的时间比苏联人、美国人、韩国人都早。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1972年回国听说中国西北有人在搞规范场理论研究,大感惊异,于是在1976年再次回国后特意前往兰州,在听完段一士的学术汇报后,杨振宁赞“妙!妙!妙极了!”,并感叹,“山沟沟里面竟然可以研究规范场理论!”。

段一士躬耕讲坛,执教65年,为我国物理学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主讲过群论、量子场论、广义相对论、规范场理论、拓扑场论、超弦和超对称、额外维理论等20多门理论物理专业课程,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得到了师生的高度赞誉。每周他都会专门留下3~4天,白天上课和处理系里公务,晚上为学生指导论文,每个人一两个小时,可以畅谈自己这段时间的学习和收获。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举行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招生(CUSPEA)考试中,与钱伯初教授、汪志诚教授等共同努力培养,使得兰州大学物理系学生成绩多次名列前茅,引起了国内外各界对兰州大学的关注。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科学研究中,段一士凝练出“言简意赅,珠联璧合,集纳新说,返朴归真”的教学之道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去伪存真,止于至善”的治学之道,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2006年退休后,他还长期担任着物理隆基班的导师。段一士热爱兰大、扎根西部的奉献精神,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治学精神,不断创新、追求卓越的科学精神,是兰州大学师生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兰州大学报》 2018年9月30日 总第925期 第05版:萃英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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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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